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，《尚书》的《多士》篇里说：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。”“册”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，“典”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。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，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，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。到西周、春秋时，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。

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，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。较早的雕版，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，称为“单印”；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，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，重复迭印，就可产生二色、三色、四色，甚至五色的效果，称为“套印”；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，就称为“套印本”，是中国古代特色的彩色印刷术。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，再拼成版面印刷（图4《御制数理精蕴》），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“聚珍版”。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，在清末传入中国，因有快速、价廉的优点，很快地通行起来。

通释语义的专著刚好相反，它所释的义并不局限于某一书，更不局限于某一句中的含义，而是某一词语常用的、基本的或全部的含义。因此，它的释义方法就不应随文而释，而要一面研究各个词语的含义，融会贯通，给以准确的、简明的解释。但有些书既随文释义，又通释群书，其体式介乎注疏与专著之间，如《经黄释文》、《读书杂志》、《经义述闻》、《群经平议》、《诸子平议》等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在随文释义的注疏著作中有通论、序录，这种通论与序录大部可以纳入通释语义一类。

通释语义的专著在我国是很多的，按其内容看可分为专释语义、音义兼注、形音义合解三大类。此种专著中多为工具书。从一部古书中挖掘出更多的精华，为后人易读易懂，是历代学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。古人曾说，著书难，注书更难。因为注释者必须对一字一事追本溯源，多方考察，具有博大精深的学识，饱览群书的阅历，探微究疑的钻研精神。他们所费的功夫要超出作者好几倍，有的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。郦道元为注《水经》，跋山涉水、考异辨难，订正讹误，使《水经》这部书焕然生色，而《水经注》本身也成为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著作，这已经超出注释的范围了。